新时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高峰论坛发言摘要
时间：2023-04-20 来源：国家文物局
4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新时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高峰论坛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作主旨讲话，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清华致辞，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院长李六三作主旨发言。论坛上，28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聚焦“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新视角”“青年新思潮”“新时代遗址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研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萍分别主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陈同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霍巍、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专家黄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在青年新思潮分论坛中进行点评交流；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赵晓军、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在新时代遗址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中进行点评分享。现摘编论坛开幕式主旨发言和论坛发言，以飨读者。关强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国家文物局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密切协作，强化顶层设计、夯实考古基础、引导多方投入，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关强强调，新时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要更加强调服务国家大局，进一步构建更高定位、更广纵深、更优质量的战略布局；要更加强调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更加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更加注重考古研究，树立“全流程考古、可持续考古”的理念；要更加注重科学建设，坚持高水平规划、保护第一，充分发挥遗址博物馆的阵地作用，做好价值利用；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创新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王巍以《建设好考古遗址公园，让民众感受辉煌文明》为题进行了分享，认为考古遗址公园解决了曾长期存在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旅游事业的矛盾，促进文物有效保护与利用、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王巍认为，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在遗址，要把握好遗址的内涵，突出自身特色，讲好故事，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建设应遵循展示、揭示、启示三个层次，在考古现场展示人们生产生活的遗址和出土遗物的样态。以遗址博物馆作为展示的重点，应展示考古人发掘经过和探索过程，揭示考古人薪火相传、艰辛探索的精神和情怀，展示出土文物和遗迹，揭示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要通过提炼遗址与当今的联系，达到启示参观者的目的。好的展示要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发人深思、针对不同年龄的观众，给予不同的体验形式。李六三以《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题，分享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围绕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展的大量工作，完成大遗址文物保护和规划近100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余项，并承担相关标准制定，开展运行评估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守牢大遗址保护底线；坚持价值挖掘，充分认识大遗址考古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坚持全面可持续，努力实现考古遗址公园有效利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守正创新，为保护好大遗址，建设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而努力前行。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常怀颖认为遗址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化遗产价值。考古遗址公园的基础在于对遗址考古学学术价值认知。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提升，依赖于大遗址的考古学价值和遗产价值的认知，但大遗址的特点决定了其学术价值的认识不是单一乃至一成不变的。随着大遗址考古价值的深入和研究手段、介入学科的多样化，其价值认识会不断发展。制定长远的考古工作规划、保障考古工作有序开展，持续稳定加以投入，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遗址申遗以及大遗址保护、管理的工作重点。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中，宣传是必要的，但同时他认为，在考古工作尚未完成或认知并不充分时，过度的宣传往往会令工作陷入被动。张剑葳认为大遗址不仅在规划、管理、操作层面需要与国土空间、城乡建设、环境生态等部门相协调，更重要的是学理层面仍可拓展深度。“大遗址”作为中国原创提出的一类具体的“历史文化空间”，它在人地关系语境具有思辨意义。以历史文化空间传统为中心，中国历史文化空间传统中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层次。大遗址既在考古学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又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承续着中国的历史文化空间传统。当前，大遗址作为指导政策和实践的概念框架，已经在国家层面形成共识。基于历史文化空间传统的讨论，以景观考古为学理基础、以考古遗址公园、遗迹景观项目为通路，大遗址理论将在未来为国际遗产事业输出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卢远征以《保护·阐释·创新·传播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探索》为题，立足考古遗址公园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定位，思考考古遗址公园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郊野、乡村和城市等不同类型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异同呈现。他认为应以科研 、教育、游憩等功能为基础，通过多样化的价值阐释展示方式，打造一批具有辨识度的文明、文化标识场所空间，形成专家肯定、群众喜爱、年轻人打卡的文化地标。形成遗址空间与历史环境表达相结合、遗址展示与博物馆展示相结合等多元化、全方位、成体系的价值阐释与展示方法。张璠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不断深化专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运营已经呈现出一些顺应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如与国土空间规划紧密衔接、考古先行、拓宽资金渠道、积极参与城市发展、创新管理工作方式方法、塑造自身特色文化品牌等，涉及公园整体规划和日常运营的各个方面。未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应在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科学保护和研究、坚持“一园一策”、坚持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坚持关注社会、坚持自我探索，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活化创新，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舒展以数字技术焕活中华文化的腾讯实践进行分享。腾讯围绕文化自信自强，用数字技术焕活中华文化，探索用新一代数字科技解决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链路上的关键难点，为传统文化保护利用提供新可能和新范式。新一代数字科技的爆发和利用，让越来越多的古迹遗址得到全面保护和展示，为公众参与体验中华灿烂文化探索多元路径。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目前已经与北京中轴线、国家博物馆、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安阳甲骨文实验室等都有多维度的深入合作，助力各家机构完善和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建设发展策略和路径，促进成果有效转化，丰富创新和转化的技术手段，增强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数字化体验。黎筱筱 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筱筱认为在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考古遗址公园需要“以终为始，运营前置”来统筹考虑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以满足考古科研、公众教育和公共文化、及经营性服务等多维度需求。具体而言，一是空间场景化，从空间线、文化线、用户线和情感线四条工作线索，依托文化遗产空间构建和营造人民美好生活场景；二是文化产品化，美好体验是一切文化传播的起点，要挖掘、整理文化线索，匹配相应活动，转化为公众可体验的产品；三是运营精细化，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围绕客群构建产品，从时间、空间、活动、产品等维度深入考虑，服务细分客群；最终以新场景、新业态赋能遗产地，营造富有活力的遗产地文化社区。黄模敏以“活”起来的“考古大学堂”为主题，介绍了安吉古城实现绿水青山间的遗址公园创新运营模式。安吉古城通过“政府+社会+专家”，围绕“考古·博物·艺术·生活”四大主题展开的文物保护利用系列研学活动，探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多样性发展。通过紧抓“研学”核心，以感知、触摸、互动等多方体验，带领人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过去与未来；形成研学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像考古学家一样去思考，去探索世界；优化研学配套设施，14个考古探方、3间研学教室，并配备研学营地、酒店、露营等住宿设施及多样用餐环境，满足春秋游、周末营、夏令营等多种需求。王鄂豫分享了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理念和历程。在建设过程中，形成了“项目建起来、遗址活起来，两条腿走路，都能走稳健”的工作局面。通过算全局大账、长远发展账，一方面多渠道筹措资金投入，确保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多形式整合资源回流，力争回报增长。让屈家岭遗址不仅成为一个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场所，也是全区老百姓锻炼、遛娃、会友的幸福打卡地，是持续推动基础建设不断提档、产业不断升级、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引擎，更是不断寻求广泛支持、整合各类资源、汇集磅礴发展力量的精神家园。下一步将全面提档升级，文化赋能，着力打造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颖岚围绕“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社会发展”中几个需要关注的平衡关系，探讨如何促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共生。首先是“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的关系。考古遗址公园应在保证其内在价值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要使其外部性价值在当代创造性转化中得以传承与发展。二是“专业要求”与“公众需求”的关系，既要坚守专业性，也应从公众需求的角度，将专业知识进行科学有效转化，让考古遗址“内容阐释”有原则、有坚守，更加生动鲜活。三是“建设高标准”与“运营可持续”的关系，对于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标识作用的重要考古遗址，应将考古遗址公园的部分运营支出纳入到中央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补助经费中予以支持。席岳婷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憩功能提升的思考出发，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地精神更需要通过塑造完善的游憩系统实现。提升游憩首先要设置多维游憩体系，促进考古遗址公园综合功能协同发展。其次，挖掘遗址IP，优化阐释与展示体系，融入遗产解说、旅游解说，让公众看得懂，并留下深刻记忆，真正做到“献给每一个人”。第三，重视公众参与，塑造友好型的游憩文化公共空间，调动公众在五感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制定负责任的游憩推广与营销计划，其核心并不仅仅是公众的访问量和销售量的最大化，而是把公众的愿望和最恰当的产品和服务联系起来，满足公众需求。张朝枝关注沉浸式体验与考古遗址的活化利用，表示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通过科技手段为访客提供各种沉浸式体验成为考古遗址公园活化利用的重要手段。他通过研究国内主要的文博专家、旅游专家的讲座内容等分析发现，遗产视角的沉浸式体验强调对遗产的数字化展示及其教育功能的呈现，其次才是游客的体验，而旅游视角的沉浸式体验强调的是游客的感官刺激与具身体验。根据沉浸式体验的理论，他指出沉浸式体验是丰富与多维的，访客的情感与情绪体验更重要，因此，对考古遗址公园而言，未来的展示应该更注重讲好故事，特别是对一些经济欠发达，市场区位优势不明显的考古遗址公园，做好遗产的故事性阐释是根本，而不必过度追求声光电的感官刺激。沈旸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实践探索不仅推动着现实层面制度与机制等的创新，而且也是一次在知识层面的发问。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不仅包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等，还包括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旅游专家等，这种跨学科合作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和优化了决策过程。他从经验性的观察出发，从城市理念、工具手段和职业身份等几个方面，探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人地（产权）关系为基础的知识构建，及其对认知框架、术语系统和技术方法等方面提出知识问题与理论问题。王璐在演讲中沿着“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背景与现状、遗址展示利用要素梳理及以资推广的遗址展示利用的新案例、新途径到未来展望”这一链条，以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长期实践和思考为背景，通过观念拓展、方法整合、途径探讨，着重讲述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新变化、小雁塔安仁坊片区保护规划、东市遗址保护展示利用策划、遗址价值展示阐释体系建构四个遗址展示利用具体案例。她认为，实现大遗址利用的核心在于构建独特的价值阐释体系、多维适宜的利用策略和多元综合的解决方案，以更加平等、动人、深刻地与历史对话和相处的方式，迈向多维、融合、共生、整体的保护利用，才能更好地实现价值的延续和意义的传承。薛倩围绕由“稳定成果”走向 “动态成长”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创新探索，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中要围绕考古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行评估分析，根据考古工作计划制定公园建设工程的比例和分布特点，在尚未明晰考古工作的区域适当留白，采取最小干预做法，为未来不断成长预留空间发展动力。薛倩表示，在遗址公园自身建设发展中，应强化自身功能的混合兼容作用，与城市功能有机协调，促使其持续增加活力，为公园成长预留功能韧性。同时，薛倩认为，结合建设发展新诉求，适时调整公园规划，探索管理运营多种模式，实现公园动态管理。黄洋以专家知识与公众视角——考古遗址公园面向公众传播的三个模型为题，从为什么要展示传播、展示传播什么以及展示传播中专家与公众的关系三个问题出发，他认为，展示传播是考古遗址公园的职能之一，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认识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是公众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石。在展示传播内容里，黄洋认为，传播内容可分为“物—知识—意义—价值”四个层次，考古遗址公园传播历史知识，构建文化认知，形成价值认同，从物到文化内涵再到思想层面，深入、立体传播考古成果。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传播涉及考古专家与普通公众两个群体，在传播过程中两者的关系，黄洋认为可分为专家权威模型、公众参与模型、平等互动模型三个阶段。党志豪以新疆为例分享了考古学视野下的土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按照遗址沿革与分布地域，可划分为荒野型、近现代城市型与古今重叠型。在类型上，有游牧地带石构遗存、绿洲盆地土遗址、沙漠地带木构建筑以及宗教洞窟等，这些特点决定了遗址保护展示需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考古工作在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方面，党志豪认为，新疆可以发挥考古与保护展示利用全过程的结合，实现边发掘边保护边利用的良性循环机制，同时，新疆古遗址营造材料与营造方式的基础数据库，为科学的保护展示利用提供基本的科学数据支撑，并在考古田野调查、发掘过程中，积极开展环境与动植物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保护与展示利用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吴修民从规划传递延伸、反向规划统筹、省级专规协同等多层多视角分享国土空间规划大背景下遗址公园建设的浙江实践与思考，探索遗址公园落地实施的路径与保障。他以嘉兴子城遗址为例，讲述了遗址公园把握考古发掘和发展契机，开展规划边界和建设内容的拓展，不断推进遗址公园格局落位。同时，他结合省级国土空间文物专项规划的空间要素资源统筹、国空规划编制的深度参与、跨体系合力统筹、数字化治理等方式方法，分享了探索考古遗址公园在规划、法规、用地、体系等保障层面的适应性模式。他认为，在国土空间规划大背景下，衔接地方发展实际、创造政策协同端口，为考古遗址公园的落地实施，提供多方位支撑。刘卫红认为大遗址保护规划是统筹大遗址保护的综合性管理手段和重要依据，未来的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呈现规划理念的融合发展性、规划对象和资源使用方式的统筹性、规划使命任务的多元性、规划框架的系统性、规划过程的动态性、规划思想方法的复合性等6种趋势。刘卫红认为，大遗址保护规划是确保大遗址保护迈向正确道路的必不可少的一步，为保护管理者或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就大遗址现在以及未来的保护活动提供了指导。新时代更需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为遵循，不断完善深化大遗址保护规划内容框架，增强其实施指导性。苏俊杰认为，国际学界近些年来兴起的思辨遗产研究和思辨旅游研究两个新视角对中国考古类文化遗产有一定借鉴作用。新视角重视遗产的阐释，强调从考古发掘到观众观览的全过程阐释，认识到遗产阐释的当下性、动态性、参与性。同时，新视角重视受众，应该重视他们在考古遗址地的感知、体验、反馈、行为。此外，新视角重视各类遗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考古遗址的保护利用应该考虑到多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最后，新视角认为考古遗址的价值是通过考古研究和众多受众的观览等参与方式构建而来，考古遗产的价值呈现出动态性、多样性、当下性、未来性。他认为，考古遗址等物质遗产不仅是需要去保护的对象，更应该被看作是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文化治理过程。张涛以世界双遗产、国家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协同发展模式探讨为题，分享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历程。近年来，城村汉城遗址依托武夷山双世遗优势，不断创新发展模式，积极融入世界遗产保护发展及国家公园建设。同时，加强同国家公园联动，结合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建设，不断提升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边环境及对外交通等设施。强化机制引领，开创省、市、县三级共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模式，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实践中取得较好效果。张涛表示，城村汉城遗址持续推进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带动城村村古村落保护及乡村振兴，推动考古研学休闲旅游度假一体化发展。遗址发掘之后面临着保护和利用的问题，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是最重要的保护利用手段，马东峰以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关系定位的再探讨为题，认为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是一本已经打开的可供阅读的实体教科书，在地性、再现性、现场性、背景性是人工打造不出来的，这是遗址博物馆和公园重要的一个特点，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是文物古迹活起来的最佳载体。而遗址博物馆保护管理责任有其特殊性，不仅有可移动文物保护还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同时还有区域性的管理性保护、协调性保护，在建设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的大遗址，怎么系统利用保护都是非常新的课题。宋若虹以考古学与遗址类博物馆的建设运营为主题，分享了关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建设运营的经验，盘龙城遗址博物馆依托考古成果而建，并将考古成果的巧思融入建筑设计中，既突出了遗址本身的特色，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公共考古科普。博物馆的核心是展览，宋若虹认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都凝聚着充分的考古智慧，充分突出了考古类遗址的特色。遗址博物馆的管理要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研究和博物馆日常工作的结合，建立“学术立院”的传统，同时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业内交流，提升博物馆各项工作尤其是展览工作水平。李勤分享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之路，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到实施遗址保护展示深化工程和遗址公园环境提升工程。李勤认为，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保护了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升了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水平，规范了各项文物保护基础工作，提高了民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改善了遗址区生态环境，优化了城市空间格局。基于工作经验和思考，李勤表示，要科学审慎地开展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需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遵循可逆性原则和满足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于炤元从实际工作出发分享了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利用的探索实践。在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对遗产价值进行了全面梳理，同时规划了合理的展示分区、方式和内容，提出了分期实施的步骤。上山考古遗址公园积极构建“一体系、九机制”，聚焦遗址保护，深入挖掘上山文化内涵，激活文化基因，着力活化上山遗址成果，促进文旅融合。自2013年开始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以来，全面启动“上山文化”的保护利用工作，打造田间博物馆，陆续完成稻田景观提升、生态素土路修复等工程建设，实践“文化+旅游、文化+美丽乡村”模式。赵清荣分享了殷墟考古成果转化、传播的实践与思考，他表示，殷墟博物馆坚持展陈理念的创新与实践，增强殷墟价值认同，坚持开发特色研学旅游，实现殷墟考古成果和价值科普认知最优化，坚持精细策划特色传播活动，彰显殷墟遗址突出价值，坚持创新传播手段，助推殷墟文化价值传递，不断守正创新，着力实现殷墟考古成果的多维度传播。近年来，殷墟以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成果为基础，开发甲骨文元素文创产品，研发带有殷商出土文物为原型的文化、生活用品，让殷墟文化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坚持殷墟文化与城市优势相融合，实现殷墟考古成果创造性转化。赵晓军介绍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化展示的实践与探索。二里头遗址距今年代久远，如何讲好二里头故事，让博物馆文化资源更好走进百姓生活，是赵晓军关注的重点内容。夏博馆藏文物两千余件，其展示的文物以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为主，主要为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骨角牙器等。在分享中，赵晓军表示，为了更好地展示文物和遗址，夏博着力建设数字展厅，合理规划展示空间，让群众更好了解夏博、了解二里头文化。任浩东以秦始皇帝陵遗产数智化监测为例分享了文化遗产及遗址公园监测的实践与思考。他认为，文化遗产和遗址公园的保护管理，监测是保护管理的重要手段，“数字化+智能化”信息技术是遗产监测工作体系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和发展新趋势。秦始皇陵遗产监测平台的建设，通过借鉴其他遗产地和遗址公园监测平台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入新技术手段，以“监测无死角、预警实时化、决策可闭环、养护常态化”为理念，形成了体系化兼具秦始皇陵自身特点的遗产数智监测管理系统，是遗产监测技术的创新实践。未来，秦始皇陵遗产的监测工作将继续整合数智技术，提升遗产要素的数智化监测的广度和深度，创新监测保护手段和保护管理机制。
董静围绕三星堆文物保护利用的新实践，分享了三星堆全面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坚持从传承中华文明、建设文化强国的高度，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推进三星堆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坚持实行高位推动理顺工作机制，对照申遗标准加强文物保护，提档基础设施改善体验环境，深挖文化内蕴加强研究阐释，保持传播热度扩大品牌影响，突出文旅融合推动活化利用，着力将三星堆建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建设的重大示范工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的重要标识工程。未来三星堆将集中资源和力量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把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同三星堆文化旅游发展区建设有机结合、一体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