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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实录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
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陆进：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行综合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从2002年开始启动的预备性研究，到今年稳步推进的第五期研究，探源工程已经走过了20多个春秋。经过几代学者的接续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今天的发布会，主要向大家介绍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最新成果，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参加今天发布会的有：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金瑞国。
首先，请李群部长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李群：
各位媒体朋友，“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源工程以田野考古工作为基础，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攻关为支撑，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山东章丘焦家、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二十九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下面，我对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作简要介绍。
一、深化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认识
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具体来说：
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这座台基规模宏大，目前的残存高度4.6米以上。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
焦家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这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近三年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围绕水利系统展开。塘山以北的良渚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在更远的径山、德清等地也发现了水坝的迹象，C14年代都是距今5000年左右，和原有的11条水坝属于同一系统。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2022年，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首次发现以石墙框界、成排分布的贵族专属墓地。陶寺遗址确认了一处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时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主殿总面积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
二、多学科协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各核心遗址得以贯彻，系列年代样品的获取，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筛选（浮选）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态。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时，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也为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
其中，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初步确定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不应早于公元前2200年，最后废弃的时间可以晚至公元前1600年。针对山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探讨了重点区域谷物种类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家畜驯养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先民饮食与家畜饲养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
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以黄河上游为主的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偏干，畜牧业有一定的比重。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在全新世气候波动性冷干化的背景下，牧业比重逐渐增加。
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稻作农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长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坡地不适合谷物种植，但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天然动植物食物资源，狩猎采集经济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定比重。
在家畜饲养方面，家猪和狗仍然是各地区主要饲养种类，龙山文化晚期，牛羊在各地区普遍出现，与本地猪狗共同饲养，尤其是黄牛的饲养越来越依赖粟作农业，形成新型的共生资源开发模式。
古代人群食性分析研究显示，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明中，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同社会等级的取食结构差异。
此外，手工业生产的研究结果也可圈可点。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玉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突然集中出现璋、钺、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优质闪石玉制成的柄形饰等礼器，同时延续数千年的绿松石工艺突变，与青铜组合出现新型礼器。
以上是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新进展。很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的研究结论必然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2022年，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推动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项目——“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综合研究”的立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关键阶段，从时间、空间地域和研究视角进行了主动性的补充。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推动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陆进：
感谢李群部长的介绍。让我们对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的基本情况、预期成果有了更多了解。
下面进入媒体问答环节。请记者朋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新华社记者：
请问类似凌家滩、良渚、石峁这样的史前中心聚落，在本阶段探源研究中有什么最新的发现和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弛：
你刚才提到凌家滩、良渚和石峁，恰恰是李群部长刚刚提到的古国时期前后三个阶段中心性遗址，也是当时这三个时期最大的聚落遗址。李群部长刚刚介绍了这几处遗址的新发现，下面做一些补充和说明。
凌家滩：凌家滩遗址上有迄今所知5500年前后可以确认的最大规模的聚落，两重环壕围住的面积有140万平方米。此前，在内壕北门外边发现一座祭坛以及墓地，已经发掘69座墓葬，去年在内环壕中间部位发掘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与环壕走向一致，长边88米，短边40米，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下面还有更早期的建筑，表明这个位置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居住房屋。这座建筑体量很大，应该代表聚落的等级很高。去年还发掘了内壕北门外人工堆筑的“祭坛”，今年找到了它的西边边界。今后会逐步认定东边和北边的边界。去年在祭坛上发现一座祭祀坑，坑内出了250多件器物，包括大石钺60件，以及不同种类的玉器、陶器，说明这里祭祀的仪式，恐怕跟墓葬里随葬品的葬仪是不同的。
良渚：30—40平方公里范围内，过去调查发现150多处遗址点，最近几年，通过我们深入调查，良渚遗址所在的100平方公里范围内新发现遗址点翻了一倍多，这100平方公里就是良渚水坝的受益范围。遗址群上，良渚时期350多处遗址点，实际上可以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期，良渚早期的遗址分布的情况跟中晚期有所不同。良渚早期遗址都是分布在C型盆地中部大雄山脚下和北面大遮山的山麓，去年发掘了良渚早期大雄山北村遗址点，发现三片墓地，其中有一片是贵族墓地，用栅栏和壕沟跟其它墓地相隔开，出土等级很高的玉器，表明是一处贵族墓地，这里不同墓地墓葬方向不一样，说明当时社会分化是很严重的。
瑶山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良渚大型的祭坛墓地，上面有贵族墓葬，最近这两年通过遥感发现，瑶山周围还存在多个大体量人工建设的建筑工程，瑶山祭坛墓地只是其中的一处，接下来将通过勘探和发掘确定大体量工程都是什么样的性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良渚早期遗址，它的分布跟中期以后不一样，到中期时候，良渚遗址群开始兴建三大工程，一个是水坝，一个莫角山，一个是古城城址，还有反山墓地，这些是前几期探源工程中发现的，这期在此前发掘的基础上又新近发现了20条水坝，加上过去11条，现在有30条左右的水坝，经过测年发现水坝的修建年代跟过去发掘的11条是完全一样的，这说明良渚中期的时候30条水坝、莫角山台城以及良渚古城的城址都是统一规划、短时期内营建的，说明良渚社会在这个时期有重大变革。还有一个新的迹象，在大雄山东边，良渚遗址群比较靠外侧的地方，有一个荀山小遗址群，这里遥感也发现有良渚时期城址的迹象，留待今后探源工程继续发掘确认。
石峁：石峁三重城址，核心位置叫做皇城台台城。本期探源工作围绕皇城台台顶大台基开展工作，已完整揭露南护墙，在西南角发现原位保存的大型石雕。我们知道，以前报道过，皇城台上，在前两年发掘过程当中，发现70多个有的砌在墙体里、有的倒塌下来的神像、人像、动物等大件石雕，新发现的在原位的转角石雕，为此类石雕的年代、位置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从去年开始，还发掘了皇城台位于大台基以西的部位，发现排水渠、通道和墓地。通道连接的是一处墓地，墓地有石墙作为冢界，墓葬成排分布，之间也有隔墙。墓地目前已发掘墓葬10几座，主要有竖穴土坑墓石棺墓两类，石峁文化时期主要是10座大型土炕墓，竖穴土坑墓墓室规模较大，有殉人。我们不知道目前发现的10座大型墓葬是不是最大的，有待以后做工作。
皇城台护墙、城门和大台基的倒塌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羊骨等食余动物骨骼，壁画残片、筒瓦及板瓦等建筑构件，海贝、象牙制品、漆器（漆皮）、丝织品等高等级遗物，以及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数万件。新近发表了纺织品的研究成果，发现有苎麻和丝绸（家蚕而非柞蚕）织物，研究了纺织品用不同纤维的捻线方式和纺织物的纹样。韩家圪旦石器和陶器的微痕和残留物研究表明，单个房间内有酿酒、收获谷物和加工织物纤维等多种经济活动。
中国文化报记者：
请问探源研究中二里头和三星堆遗址有什么新发现和综合研究的新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 常怀颖：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三星堆和二里头遗址是公众相对比较关心的遗址。三星堆遗址是地方性的，二里头则是王朝阶段的都邑性遗址。探源研究20多年中，这两个遗址始终是被大家高度关注并持续不断在工作的。
在近期探源研究中，我先说一下田野考古的一些发现。刚才李群部长已经讲到了，二里头遗址近年来最重要发现是深化了网格形结构的城邑布局。如果再把它深化一步来看，更像是现代城市建筑当中一个个街区。原来以为二里头遗址街区的样态是井字形的，新的发现突破了这个认识。如果以原来井字格最中间格（宫城区）为中心的话，我们发现宫城区西边至少还有一个方格，东边可能有两个方格。原来认为宫城区北边有一个街区可能是祭祀区，新发现证明祭祀区西边至少有一个方格，东边应当有两个街区。在宫城区正南方，原来我们认为是存在一个带围垣的作坊区，新发现证明至少在作坊区西边有一个街区，东边有两个街区。如果按照这样的布局算，在二里头遗址空间里，可能至少存在12个方格，多可能存在这15个街区方格。可以说这是目前我们已知的。为什么强调已知的呢？因为二里头遗址本身是长方形，东西宽度超过2400米，南北宽度大概1900米，如果按4个方格来算的话，但是目前我们能够确认的道路和各个街区加起来东西可能才1000多米，也就是说和我们已知的遗址本身的空间范围还小一半，未来不排除有新增加方格的可能性。
我们对这些方格和路网年代有一些比较确定的认识。二里头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些板块形带有围墙的街区，而是先有路，在路两边开始筑墙，然后在墙里开始有人居住。不同小方格或者小街区里的功能很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以往20多年研究中，我们首先确定在中间的宫城区可能是贵族的居住区或者行政区域。南边可能是高等级手工业作坊区，比如绿松石的作坊和铜器生产地址在南边，北边有可能是祭祀区。但是，要强调的是，发现这些墙，这些墙看似可能只是一道夯土墙，但是，在那个时代，它的意义可不一样，因为这样的直线型的布局代表早期对一个城市营建的整体性规划和数学测量的意义。每个方格街区方向是完全垂直或者平行的，街区大小也是有规划的，代表的是严谨的布局性东西。传世文献当中，无论《诗经》也好，《尚书》也好，《逸周书》也好，有很多周人在营建城市之前进行测量、进行规划的记载。但是，现在通过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我们证明了在王朝形成的阶段，在阶级开始不断强化的时代，开始出现城市营建模式当中整体性布局和规划，这种规划当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通过最小的干预性的原则当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分配土地，并且在不同土地框架当中进行人的区分和功能区分，这代表着社会发展新的程度和样态。这是和良渚、石峁，有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发展状态。二里头基本上是把之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当中的人类发现的知识精华和认识精华吸纳到自己身上去，然后有了自己的发展。
同时，在方格或者街区发现之外，二里头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了新的作坊，比如发现二里头制陶作坊，在既往夏商周三代作坊中，制陶作坊发现的并不多。偃师商城遗址当中零星可能有些制陶作坊的迹象，但是，没有成片作坊。到洹北商城，看到了制陶作坊迹象，殷墟发掘90多年，我们知道的制陶作坊线索也不多，这次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发现的制陶作坊可以为三代手工业尤其制陶工艺在都城当中如何布局、如何运作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同时，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当中发现年代相对偏晚的制骨作坊，这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
在二里头遗址偏北的地方还发现有漆器作坊的迹象，我强调的不是漆器作坊本身，而是漆器作坊的迹象。如果一个城市当中开始有了漆器，漆器生产是不是在城市当中自己完成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个迹象可能指向二里头本身有可能自行生产漆器。同时，多学科研究在二里头也有一些新成果，比如二里头、良渚和石峁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迹象，人群汇集能力远远超过史前时期古国阶段。假设良渚遗址能够汇集的人口主要来自环太湖区域的话，二里头遗址当中能够见到人群的往来或者物质文化的往来的地缘辐射程度或者吸纳程度就已经不是一个区域性的，而是跨区域出现的。刚才李群部长提到的高等级玉器也在二里头出现，绿松石研究证明大概率来自秦岭区域。铜器的生产和铜器综合研究在二里头多学科研究之下其实有大的突破，比如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二里头铜器生产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的拉长和分离，二里头铜料、铅料、锡料获取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共同汇聚到二里头进行成品生产，这是王朝完全不一样的手工业生产样态。
三星堆遗址本身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存在。但那个时候的三星堆文化和大家以为的有祭祀坑或者器物坑的三星堆时代并不太一样，三星堆遗址开始有铜器出现年代相对比较晚的，而且可能出现的比较突然，很可能是受外界刺激出现的。刚才李群部长提到三星堆遗址几个器物坑所能发现的数量庞大的器物，通过考古学认知来看，抛开器物坑来看，三星堆田野工作还有几项比较大的发现。一是对三星堆城址的认识现在有深化，尤其是城址的布局认识。对于这几个器物坑的选址，在新的工作当中通过考古和环境考古结合，我们有些新的认识，我们发现实际上这几个器物坑选址在城内南部偏中部地区，马牧河南岸比较偏高的一个岗地上去埋藏这些器物。选择的地方是有讲究的，是在河边偏高的台地上选址挖坑，然后埋藏器物。二是对器物坑里包含的遗物有了深刻认识。有几十家学术单位共同组合起来的科研团队进行的联合性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几项：第一，测年结果显示三星堆遗址埋藏年代比较集中，在商末、周初时代。但里边器物早早晚晚都有，像带有长江中游地区的容器，最早能找到晚商最早阶段，埋藏于殷墟最晚阶段和西周最早阶段。象牙，我们知道大象有象群，每个象群里主事的是母象，而不是公象，数百根公象象牙汇聚起来，在整个长江上游乃至更南方的大象可能经过不同方式汇到三星堆了，年代可能有早有晚，埋藏年代差不多。第二，神兽、神面具、神坛生产产地，和带有长江地区的铜容器产地不是同一个地方生产的，虽然现在没办法直接证明这些神兽、神面具、神人是三星堆本地生产的，大概率可能指向这个方向，有可能本地生产了一批特殊的器物，铜容器有可能从长江中游地区输入。在纺织品方面，我们发现三星堆纺织品很多是桑蚕制品，也就是家蚕制品。结合传统考古学和数字技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三星堆器物坑当中的器物是可以跨坑进行拼合的，大概率指向了这些器物在埋藏时候可能是一次性行为，在不同的坑里埋藏同一件器物，把它打碎放在不同坑里边指向了最后的埋藏行为可能是一个一次性的仪式行为。
公众关心的这些遗址，往往经过了长时间工作才能得到一个阶段性认识，比如说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进行了60多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算起来有近100年了。长时间的工作，到了一定阶段，我们才会有一个阶段性认识。这种认识仍然是阶段性的。每次考古新发现可能都会带来公众认知上和学术认知上的历史观与学术认识的改变，而且每次发现有可能又会调整或者改变前一次发掘认识。我们希望在未来研究当中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契机，多学科联动，改变我们对广大世界和绵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华文明的认识。
人民网记者：
请问多学科合作对于探源研究有什么意义，最近有哪些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弛：
我稍微解释一下，考古研究对象通常是物质遗存，也就是遗迹遗物，不能光用眼睛看，研究方法必然是来自数理化、天地生和农医工这些理工科学科，也就是说考古学如果从研究方法和技术角度看，属于交叉学科。只是探源工程在科技部立项，强调科技支撑、科技应用和完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体制机制，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多学科相互合作、共同运作的效率，也提高了新科技手段的介入的速度。比如本期探源有8个课题，其中4个由科技考古专家领衔，包括年代学、环境与人地关系、资源与生业技术、古代人群与分子生物学，占整个课题数一半。本期探源工程的另一个特点其实是以中心性聚落遗址为核心，集中考古发掘、年代学、资源技术、环境与人类体质等多个角度对相关遗址开展综合研究。
本期多学科研究有很多新进展。举例来说，对于中心聚落，从景观入手，重点考察聚落的环境利用特点、聚落的规划设计、道路和水管系统，要结合环境考古、景观设计、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年代学和空间考古（航空考古）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手段。比如这期在良渚、城河等遗址都发现了完整的水管理系统，包括遗址上游水坝、水库，以及水库以下水利系统受益范围等等，这些相关遗迹大多是通过识读航片、航片转化的数字高程模型发现的，发现后要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去认定，特别是要认定年代，需要水利专家对这些水利工程予以评估，计算坝体抗压能力，勘察水坝溢洪口位置，考察水利系统工程设计特点等等。环境考古学者在这些遗址上和周边钻探，研究古代地貌，研究人工改造地貌的特点等。年代学表明水坝是在数十年间短期建造起来的，可见当初一定具有统一的规划，是高度组织下短期内完成的。
举个例子，石峁大体量的城门址与墨尔本大学建筑专家合作，复原这类工程的具体建造程序，城门墙体现在已经倒塌了，只剩基础部分，需要复原高度。据测算，仅就皇城台城门址情况来看，石墙总体积6938立方米，夯土总体积 1640立方米，计算土石方量，可以得出需要400人工作4个月才能完成。良渚水坝、莫角山台城和良渚古城包括外围的土台子也进行了土石方的计算，结合实验考古，得出三大工程土方量合计1005万立方米，是同一时期世界上的工程总量之最。即便不算大型建筑台基上的建筑物，仅以这些土石方计量，如果每三人一天完成一方土石的采运和垒筑，一万人同时工作365天，也要七、八年才能完成，当然，一般不会一年工作365天，如果利用农闲时间以每年100个工作日计算，则一万人要工作将近30年才能完成这些工程。这类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当时如何设计和建造这些建筑物，而且还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推断当时的人口规模和社会组织能力。这是我们对遗址城市规划相关遗迹的研究。
对遗物的研究，也涉及生业资源、手工业技术等等。生业资源问题对理解石峁这种大体量社会做出了解释。在这个区域，在仰韶早期，比石峁早2000多年，已经有了仰韶人在这个地方建立小型村落，2000年间一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群体。直到石峁时期开发了半农半牧经济，以前人类不利用草这类资源，到石峁时期，开始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石峁社会因此得以迅速发展。二里头时期，生业方面也有不同以往的发现，一直以为像二里头这样的地方应该是旱作农业，但实际上稻作农业的贡献实际比粟黍要大，这也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人骨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燕辽地区红山文化是从华北南部迁徙过来的，跟考古研究结果是吻合的，跟后岗一期文化的扩张结论一样。石峁既有普通墓葬又有人头坑和墓葬殉人，但DNA研究发现石峁人没有所谓的人种差别，所有人群都是仰韶文化后继者，没有外来因素。刚刚常怀颖提到二里头人群具有多样性，具有比较稳定的、长期的外来人口。这些研究不仅仅利用了分子生物学即DNA，而且还结合了锶同位素、氧同位素和碳稳定同位素研究。除此之外，利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多个学科的技术手段，研究了焦家、石家河、凌家滩、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玉器，显示这些几个遗址的玉石器加工上都存在集中化、专门化的特点。刚才常怀颖也提到三星堆丝绸的研究，包括石峁等其它遗址丝绸的研究，利用的都是多学科技术手段，比如酶联免疫技术、蛋白质组学方法，以及利用扫描电镜做显微观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多学科深入研究的案例。
上海东方卫视记者：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请问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阐释传播方面，开展了哪些具体工作？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金瑞国：
阐释传播本身就是探源工程的重要任务，我也代表我局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科技教育司一起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挖掘文物的多重价值，深化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传播，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国家文物局媒体平台开设“中华文明探源”专题专栏，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闻发布会，发布探源工程第五期最新进展及成果。与中央网信办、人民日报社、陕西省委网信委联合开展“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主题宣传，围绕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13个省份线上线下联动接力，全网传播量超10亿次。“何以中国”“和合共生”等展览生动讲述中华文明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何以中国”成为时代名词。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机构积极宣传阐释本领域本地区文明探源研究成果，营造传承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的浓厚社会氛围，“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中国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鉴往知远——新时代考古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山东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之“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上海博物馆）。
二是主题活动弘扬“正能量”。国家文物局与中国日报社、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文化传承发展 探源中华文明”新时代大讲堂，展示中华文化风采和我国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联合举办“和合共生 文明互鉴”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民心相知相通。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策划，自2023年起连续6年发行国家宝藏系列金银纪念币，2023年发行的是第一批“文明曙光”系列，取材自5件代表性文物，2024年将发行“启蒙奠基”系列，聚焦夏商周时期文明成果，以珍贵文物及其蕴含的多重价值，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主题展览“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释读汉字与中华文明相生相发、相互成就的历史长卷，吸引百万观众观看。
三是精品节目擦亮“金名片”。让文物走出“深闺”、走近观众，穿越时光、融入当下。国家文物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寻古中国》系列节目，已播出《古滇记》《古蜀记》《玉石记》《稻谷记》《云梦记》《河洛记》，阐释中华文明发端、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历程，650次登上全网热搜热榜，电视端触达量超8亿次，微博话题阅读量超22亿次，获评“2023年度中国影响力十大纪录片”。国家文物局推出《中国考古大讲堂》之“探源中华文明系列讲座”，9位知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有些省教育部门下发通知要求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国家文物局和央视总台联合指导的复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10个重点考古遗址，良渚、红山、陶寺、石峁、二里头、焦家、凌家滩、石家河、殷墟、三星堆的“何以文明”数字大展全球巡展已走进联合国总部及五大洲8个国家和地区，肯尼亚、秘鲁、港澳、英国、埃及、瑞士、日本，享誉海内外。此外，联合摄制的《中国考古大会》获评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联合制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列短视频》《文物说节气》《人间好时节》等专题广受好评。国家文物局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指导的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也将于今晚首播，将以全新的视角呈现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稍后将举行开播仪式，敬请期待。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陆进：
由于时间关系，提问环节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发布人的精彩发布与解答，感谢媒体朋友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注和支持。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进展。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