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事业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文物数量大幅度增长，保护管理工作日趋繁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之后，不可移动文物数量由原来的20多万处增加到76万多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后，馆藏文物总量由原来的3800多万件增加到6000多万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2352处上升到4296处。我国已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二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持续增长，对文物领域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当前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4692家，其中国有博物馆3582家、非国有博物馆1110家；免费开放博物馆4013家。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由免费开放前的1.5亿人次，到2016年已超过7亿人次。三是文物保护经费持续增加，全国公共财政文物事业费支出由2002年的26.99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323亿元；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由2002年的5.63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22亿元，增长21倍。经费的增长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四是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文物行政执法任务艰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23年间我国约有4.4万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其中50%以上是由于人为破坏和建设工程等原因造成的。2009年至2014年，全国每年由国家文物局直接督办的各类行政违法案件达80余起，由公安部门立案的各类文物犯罪案件达1200余起。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接报各类涉文物犯罪案件2400多起，有明显上升趋势。

　　面对日益繁重的文物保护任务以及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文物行政机构和专业队伍的现状明显不能适应。

　　省、市、县文物行政部门不健全、不稳定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全国31个省区市均设有文物局，设立独立编制的文物局18个，人员编制数621人。其他13个为内设机构，人员编制数67人，平均每个省级文物行政机构仅5人。全国333个地市仅有91个设立独立编制的文物局，占总数的27%。在全国2849个县市区中，仅有271个设立了独立编制的文物局，占总数不足10%。多数地方由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等事业单位代行行政职能，有的地方甚至没有专人管理，难以保证文物行政管理工作正常开展。

　　有些地方把文物行政部门当作机构调整的棋子，随意撤并。在新一轮的地方机构改革中，文物管理机构出现萎缩趋势。比如，贵州省9个市州有8个设立了文物局，被要求全部裁掉。四川省各地的文物管理机构被缩减，市州县机构队伍受到很大冲击。内蒙古自治区撤销了自治区文物局的文物执法处，致全区文物行政执法督察事项无专人负责。

　　综上所述，行政审批取消减少下放的同时加强监管工作刻不容缓，依法处置多发的行政违法案件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刻不容缓，开展对濒危损毁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履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责任刻不容缓。要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只有通过加强文物保护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才能得到落实。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为此，建议中央编制部门会同财政、文化、文物等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抓紧研究加强文物保护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的对策措施，规范省级和市、县级文物行政机构设置、管理层级、人员编制，做到事有人做，法有人执，错有人纠，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文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董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