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存在不同的声音。

　　今天，这种质疑可以终结了！

　　因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无可辩驳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等人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关强在会上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提到“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关强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情况

　　

　　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

　　关于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提出许多观点和理论，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

　　自上世纪20年代起，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考古学肩上。

　　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逐步积累到了一定程度，逐步具备了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展开系统研究的条件。

　　进入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田野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促进了考古学科有关中华文明问题的提出。

　　随着最新的自然科学技术不断被被引入，形成了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多学科交叉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共识。

　　在这个大背景下，

　　2001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被正式提出，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2001-2003年，实施了探源工程预研究。

　　2004-2015年，探源工程由科技部批复，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依托“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

　　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

　　“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探源工程实施期间，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项学术资源，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度发掘了不同学科的潜力。

　　国家文物局与科技部一起，通过四项创新组织管理方式，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一是建立了探源工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科技部、文物局、教育部、财政部、广电总局、中科院、社科院与中国科协等8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从管理层面，探索多学科、多部门联动的学术研究管理机制。

　　二是成立了专家委员会，由严文明、李伯谦、朱凤瀚等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委员，在学术层面，为探源工程的顶层设计提供咨询，把握探源工程的研究方向。

　　三是设立了项目执行组和秘书处，强化探源工程的组织协调机制。项目下设的各课题实行双组长负责制，由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共同牵头，推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四是项目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咨询机制，发挥外部机构的监督、咨询作用，保证探源工程顺利推进。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

　　目前，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其中以外文或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近400篇），出版专著80余部，培养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200余人，实现了预先设定的多项目标，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古代社会的道路。

　　截至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取得了三大进展：

　　首先，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陶寺遗址

　　其次，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

　　基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

　　第三，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探源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

 

　　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科技部等部门协商，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尽快完成指南的编制、发布，精心组织实施。

　　并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加强成果整理与宣传。

　　同时，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古遗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关强还透露，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有若干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像良渚遗址就是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很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比如安阳殷墟、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今后，我们将积极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央视记者:

　　在这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实证了中华文明上下5000余年，请专家解答一下具体有哪些什么样的证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 中国网张若梦/摄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在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遗址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还有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除了大规模发掘之外，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为：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还有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

　　首先是位于浙江北部的良渚遗址是修建于大约5000年前，这个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度10几米的巨型水坝，或叫水利工程。据水利专家研究，这个水坝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因为有高坝、低坝，还有的是根据不同水位蓄水灌溉，是一个水利工程。

　　后来，在作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高10几米的大型土台，这个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都是用草包泥从别的地方运来修建的，在这个高台上是高等级建筑，面积在200、300，最高到9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

　　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大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墙基宽都是40米-60米。由于在沼泽上，先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大量石块作为基础，然后从别的地方运来黄土进行修建。我们最新发现表明，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的，大约2600米长，宽更大规模的城址。

　　这样总的工程量，据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据初步估算，这样的工程量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

　　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之外，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一个墓里往往有上百件随葬品，尤其是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这样和宗教有关的玉器，和制作非常精致的武器——玉钺，甚至有的短柄钺上下还有玉质装饰，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利的象征。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这是一个产生了权利、产生了王权的社会，所以我们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另外是在中原地区，比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的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

　　像石峁高等级的建筑区皇城台城墙高达9米，军事防御色彩浓厚，高等级建筑中不仅规模大，而且制作非常精致。

　　陶寺的宫殿还有可能用了陶制的建筑材料，相当于后世的瓦之类。

　　这一时期，墓葬当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或者是陶器；但是大型墓葬，随葬上百件随葬品，不仅制作精美，而且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比如在陶寺，大型墓葬随葬陶鼓、石磬、龙盘，尤其是直径60公分左右的龙盘，每个大墓有一件；还有表明等级身份的军事指挥权利的钺，沿墙摆放一排，表明权利的构成已经相当的严密，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等级的制度。

　　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应该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而且，陶寺遗址发现了冶金术应用的实例，发现了最早的空腔铜器，能够确定为文字的材料。

　　虽然只是少数人拥有，但是说明这些先进因素已经在当时被使用。所以我们觉得，中原地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

　　所以我们说，依据这几个巨型的城址，以及他们稳定的控制范围，他们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我们觉得当时的社会整体上虽然还没有形成王朝，但是应该进入到王朝之前的古国文明的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

　　值得一说，最近，在中原地区我们发现了距今5200-5300年的大型遗址和高等级建筑，表明各个区域大约在同时期相继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虽然他们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是阶段性是比较一致的，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结论。

　　文明探源工程的科技支撑

　　中国日报记者:

　　这样一个大的工程肯定需要很多科技力量的参与，我们不知道这次文明探源工程中关于新科技的运用在哪些方面？这些新科技在国际上同期比较属于怎样的水平？

　　吴远彬（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

　　文明起源这样一个大的问题，也是国际学术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研究需要多学科来协同支持的复杂课题。

　　刚才关局长讲到要发现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要提取这些物质资料当中的历史信息，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所以科技部非常重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科技支撑，重点在三个方面做了工作：

　　一，专项支持

　　从2000年到现在，刚才关局长讲，围绕中华文明探源这项工作，从预研到后来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一直连续立项，给予专项支持。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了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也包括地方的考古研究机构，一起来联合攻关，也成立了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项目总体专家组，采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研究，为文明探源提供科技支撑。

　　二，在支持的重点方面

　　支持开展重点调查，考古发掘，来获取更为丰富的原始的信息材料。刚才王巍所长所讲到的很多发现就是在这些过程中不断来丰富和发展的。

　　同时，对不同时期各地考古方面演进历程当中的资料，也包括在这些过程中的环境变化，技术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历史的资料，要进行这方面的梳理和研究，要进行比对。探讨不同时期经济技术的发展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来阐述中华文明演进的复杂过程，确立了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时空框架和典型特征。刚才在关局长和王巍所长的解释中，对这些方面都有所阐述。

　　三，在这个过程中，新技术发挥了什么作用

　　新技术在文明探源工程中发挥了很多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运用新技术，围绕重要的遗址、遗迹来开展集成研究，包括充分利用考古的资料、文献印证，对文明发展来进行科学系统的揭示，比如将遥感、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移动实验室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到空间数据的采集、遗址的寻找发现、现场文物信息的提取，还有综合信息平台的建设这样一些考古领域，不断提升我们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科技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

　　刚才王巍先生讲到的第一个例子是良渚文化5000年前大型的水坝遗址，这就和遥感技术的应用非常密切，应该说在遥感技术助力发现了这样一个大的历史遗迹。比如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年代的测定问题，碳十四测年技术就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年代测试。所测定的年代对我们初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都邑性遗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兴衰的绝对年代，这方面都发挥了支撑作用。

　　顺便说一下，刚才说了整体水平问题，比如在国际同类的关于碳十四测年的实验室这方面，大概有近百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年代学实验室，在相应的数据比对过程中，目前是排在前五位，处于国际同类水平的先进行列。

　　在整个考古和文明探测过程中，有很多的技术在这方面进行应用，包括现代生物技术，DNA技术，这方面在生物物种的起源测定上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小麦、黄牛、绵羊从何而来，这方面的测定。也包括新材料、新技术，在考古现场的保护，不同类型的土遗址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技术能够更好，都要用这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在这些遗址过程中发现，包括生物质的提取这样一些先进技术的应用，都要和考古工作结合起来，这当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很多新的技术出现，而新的技术对于我们丰富和发展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丰富和发展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刚才关局长讲到了，下一步还会有一些相应的工作，从科技工作当中对中华文明的探源还将继续予以支持。

　　中评社记者：

　　我想请教各位专家，我们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能会设在哪里？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向公众开放？我们在加大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向社会大众普及传播方面还会做哪些工作？

　　关强: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有若干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像良渚遗址就是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很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比如安阳殷墟、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今后我们将积极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精神，国家文物局将进一步让文物活起来，不止是让可移动文物活起来，还包括积极推进不可移动文物的展示利用。

　　为此，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指导文物保护单位开放的指南，要求各个文物保护单位，包括考古遗址公园所在地，能够把遗址、古建筑更多更好地展示给社会公众，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关于探源工程成果的宣传问题，要在做好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依靠各位新闻媒体朋友，将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科学地、原原本本地向社会介绍。

　　另外，我们会进一步和科技部配合，把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后续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教育部配合，做好进教材工作。

　　此外，还有一些宣传工作也在推进，会有很多单位参与，包括制作相应的宣传片等。

　　将根据成果修改教科书

　　人民日报记者:

　　我想请问如何把成果在青年学子群体中更好的普及？

　　申继亮（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

　　教育部一直很重视历史教育，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开始就介绍一些重要的历史知识，初中、高中设有必修的历史课。特别在初中根据学生认知理解能力，介绍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些内容。

　　现在的教科书里面，无论是小学的道德与法治、初中和高中历史，还是大学里用的教科书，对于已经确认的一些重要成果，都有所反映。

　　比如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现在就有关于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齐家文化等等。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发布、发表，我们也在积极对接，把这些新的成果及时反映到教科书里面。

　　我们现在初中用的历史教科书对照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修改方案已经确定，基本内容也基本确定下来了，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根据工程新成果，增补了一些知识。比如像石峁文化、屈家岭文化、宝墩遗址等，这些过去教科书里是没有的，根据这些工程的成果，我们补充到教科书里。

　　二是根据工程新成果，在原有的表述中又进一步细化。像刚才王教授介绍的良渚遗址中发现的大型水坝、古城遗址。

　　三是根据工程新成果，更新教科书里的一些图表。原来有一些遗址图里没有，现在做了修改补充，有些照片采用新的考古照片。初中教科书已经修完了，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关于中国史这部分也编完了，也对照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实。高校《考古学概论》教材也做了适当的调整。

　　总之，教育部高度重视把这次工程的一些成果及时的反映到教科书中。因为教科书是最重要的传播载体，现在中小学在校的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就有1.5亿，普通高中大概3000万，加起来这个人群是非常庞大的。

　　如果说大家从教科书里面能系统了解，传播面是很广的。通过老师的系统讲解，学生的理解会比较深刻。历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增强文化自信都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一直努力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不断地充实更新历史考古和研究成果。

　　我顺带说一句，关于历史教科书这两年有不少的议论，比如最近几天大家在说教科书里关于文天祥的内容没了。事实是七年级下册第十课有专门介绍文天祥的内容，说教科书把文天祥给删了，这个信息是不准的。历史教科书从编到审都是经过很多专家系统论证定下来的。

　　经过修改，我们希望能使学生更加充分的认识到早期农耕文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作用，也让学生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王巍：

　　我补充一点，关于教科书，教育部找到我们，希望把最新的考古知识，尤其是和文明起源前相关成果收进去。

　　因为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国家是水稻和粟、黍的发源地。这是在座的赵志军教授为主的团队，也是探源工程一个重要的方面。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分别在南方开始种植水稻，在北方种植粟、黍，就是小米和黏的黄米，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知识也加入到课本当中。

　　另外，有些新的考古发现还没有正式全面地报道出去，但是我们觉得，参与研究的学者应该主动把这些成果提供出来。

　　因为我们要增强民族自信，要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人类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意义很大。

　　填补了世界文明史的空白

　　中国新闻社记者:

　　想问一下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这样一点？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您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学术内容非常多，我尽量简明扼要的来说。

　　我们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中国学术界在探源工程之前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积累了至少30多年的历史。这30多年的研究探讨下来的结果，最大的一个贡献，我认为，是我们知道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这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录下来的历史。

　　换句话说，是传说时代有些古人对更古时代的传说，这个传说有的不那么牢靠，有的有历史真是的影子，而且数量不多。

　　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前边这么多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积累，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对这段历史做出一番描述了，从而填补了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段的空白。这是一个贡献。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也同时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这项工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一块非常重要的空白。我想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此。

　　说的具体一些，有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综合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但是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点，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也就成为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内，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内容，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距今6000年左右我们看到了相关区域里各地方文化向文明化发展的加速度过程，是从这儿开始。

　　二，经过探源工程到现在，已经确认或者可以判断出，在距今5000年前，以良渚文化、良渚文明为代表，中国也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个大范围里面，一些地方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有了自己的国家，而以此为起点，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在1000多年的时段里。各个地方的社会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步入了文明。而这种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现象有点像我们传说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是天下万国、天下万邦的情景相吻合，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意境，把这个时代叫做“古国时代”。我们进而考察了在古国时代各个地方文明的特点，从中提炼、归纳出以下几个有普遍性的方面，或者是它的特征，一共是四个方面：

　　1、这些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是说的生产力。

　　2、在这些地方文明里，我们普遍发现社会阶层、社会成员、阶级的明显分化现象。比如出现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由贵族专享的手工业生产；出现了以大型建筑，或者不同的丧葬行为、丧葬内容所表现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等级制度。在古代文明社会里普遍存在这些现象。

　　3、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城市里面不光是人口多，城市里面居民的构成也不像一个普通的以血缘、氏族为主的农业村落，二是按照行业、按照不同的功能组织起来居民，当然还有最高等级的统治阶层等等。这样就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城和乡之间又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这个社会在宏观结构上也不再是一个平等、平均的现象。

　　4、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这样的大型遗址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型建筑是需要动员很多社会资源修建的。大型建筑所反映的，以及由战争、暴力来褫夺人的生命的现象的出现，背后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王权，以及中心城市和附近的区域性隶属关系。王权还建立了一个区域性政体。以上四点我们是从中国的历史里面，从古国时代各个地方文明的情况中总结概括提炼出来的。

　　因此，它符合中国历史的特点，或者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特点。这四条标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判断新的考古发现背后的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定注意到了，刚才说的这四条标准中并不包括我们经常所讲的，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两条非常重要的文明判断标准或者说因素，就是文字、金铜冶金技术。

　　我们认为，这种差别，恰好是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这也算是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中发现与总结的一些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

　　三，刚才说到中国的古国时代实际上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这样一个地理范围里展开的，在这个地理范围里，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明，他们结成了一个巨大的丛体，规模之大，超过了同时期世界上其他的古代文明。

　　这个范围很大，在这个丛体的外围，社会发展没有达到这种高度，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个丛体看成是一个整体。当然，里面还是分散的，里面的各个地方文明在自己发展。但是，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又是紧密的邻居，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交流，相互的借鉴，这样就会有越来越一体化的趋势。

　　所以，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进而，刚才说到古国时代比较晚的阶段，我们发现这种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这个时期，开始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变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这个核心恰好就为以后的三代文明的基础，就是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准备好了一个人文地理，或者政治地理的舞台，一个经济、文化与礼制的基础。

　　再以后，三代文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历史的大趋势上展开的。从更长久的历史结果来看，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远因或者说源头。

　　四，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孤立、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最近十来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让我们知道了，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了中国文明之中。

　　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的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比如中华文明迅速提升了冶铸技术，变成了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技术体系。这就为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就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这个品格不但是在文明丛体的内部，也扩大到了更大的世界的范围。

　　五，在这个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我们发现了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些新的动向，这个新的动向就是中原地区在继续持久的接受周围先进文化因素的同时，自身的一些极有特征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对外辐射，而且幅度很大，范围很广。

　　他自己特有的东西，比如玉器、牙璋这一类制度性的用器，仪仗的用器，对外的传播反映了中原某些政治制度或者思想对外的播化。这是前一阶段不曾有的现象。从中原地区对外的影响，在以后的商周乃至更晚的历史时代，这个过程是不断加强的。

　　因此，中国文明的发展从距今3800年，这个时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上各点我们可以体会到，在我的表述里，描述性多于理论性，我们对它的理论总结、概括、提炼还有不足，这也正好说明中华文明探源这个课题将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

　　关强：

　　我补充一点，刚才赵辉教授做了全面的介绍，如果概括说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

　　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是多元一体的，即从多元到一体。是兼收并蓄的，既有中华大地不同文明之间的兼收并蓄，也有对外界的，包括中亚、西亚文明的兼收并蓄。

　　这是中华文明两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的文明是个开放的文明，有着很强的融合吸收能力。

　　所以，我们才特别自豪地说，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5000年来我们都没有断过，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当然，对此的具体论述比较多，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我们下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怎么看国际上一些人对夏朝存在的质疑？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

　　目前在国际上还有一些声音是对夏朝的存在有一些质疑，请问专家，这次探源工程有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补充或者是佐证？

　　王巍:

　　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是我们考古研究所1959年发现并持续发掘到现在的。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我们在探源研究中接着对二里头遗址保持持续的关注。

　　简单说，按照文献记载，在商王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在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前有一个《夏本纪》，从它记述的内容来看，跟前面《五帝本纪》详尽程度有很大差别，和后来的《殷本纪》有很多接近的方面。

　　所以，搞文献史学的人多数认为《夏本纪》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对考古学研究而言，就需要寻找证据来进行考古学自己的研究。

　　1959年我们研究所的徐旭生先生在河南洛阳盆地的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之后我们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工作。

　　1970年代，在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了两座大型宫殿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

　　1980年代又发现了青铜容器的铸造作坊遗址，除此之外，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东西有限。

　　探源工程以来，项目组把它作为一个研究重点。

　　科学系统的考古工作发现，二里头遗址不仅仅只有两座宫殿，而是由多座宫殿，大约有十来座左右，集中在一个区域，而且在使用一段之后，周围又建起了围墙，围绕成一个十万平方米的宫城。这个宫城内的宫殿有中轴线，建筑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这样的制度是后来几千年我们国家古代宫室制度的发端。

　　我们在宫城南边，只有一路之隔的地方，还发现了另一个用围墙围着的区域里，是青铜器和绿松石这样高等级器物的手工业制作作坊，这表明这些作坊的设立是有规划的，是由王权直接控制的。

　　我们发现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时期，有一系列重要的发明。比如原来的武器，或者是工具、玉石器，在这时候开始大型化、仪仗化了。比如牙璋，甚至有一米左右长的牙璋。牙璋原来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发展到二里头以后显然没有实用功能了。但是它的制作非常精致。二里头还发明了一系列政治理念，包括一整套青铜容器，主要是酒器为主，和等级身份相联系。

　　后来是商周时期能不能用青铜器，青铜器的数量的等级差异的政治性发明，源头就在二里头。这种政治性发明，包括仪仗用具分布的范围，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原来觉得，牙璋扩散到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还可以理解，但是后来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岭南地区的香港，甚至越南北部，都发现了制作非常精致的大型牙璋。

　　另外，包括高领玉璧等器物，都说明二里头文化有很高的辐射能力。这些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的器物的流通，是包含中原王朝政治的理念，礼仪的制度的。

　　它的时代，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时代，精确测年是距今3800-3500左右，主要兴盛的年代是在距今3700、3600这个阶段，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对的中心。

　　这个现象发生的年代，是在商王朝之前，它的区域又是在伊洛河流域。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献记载，非常一致地记载夏人是主要活动在这个区域的，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的。从时间、空间、规模，从它对全国的影响力，用我们的话说，这些现象就是一个王朝的气象。

　　和文献的记载对照，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遗存。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证据。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就妨碍我们对时间、空间、规模、性质以及所代表的历史与政治阶段进行考察。

　　所以，我们认为二里头时期应该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叫做王国文明的阶段。中国的王朝文明的开始，如果你觉得文献不是无稽之谈，如果你承认文献记载的时空范围，跟事实有可能比较吻合的话，我们觉得最大的指向就是指向夏王朝。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工作，我们也期待着有新的发现。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也有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下限已经进入到商纪年的范围了。为什么二里头遗址不是商的都城？

　　我要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方向是北偏西，其他被确认的商代都城建筑方向却是北偏东。两者的方向很不一样，说明二里头与商的宫室制度有明显不同，这点从考古上应该是很清晰地可以看到的。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二里头整体上和商文化的面貌是不一样的。

　　考古学应该从考古的资料出发来辨识不同的族属和集团，这就是考古学家目前能够得出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