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研究
《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研究（一）
在宝丰县城东南约20km，有三座东西相连的山峰，东曰大龙山，西曰小龙山，中为火珠山，呈“二龙戏珠”之势，千年古刹香山寺就坐落在火珠山上。香山寺初建于东汉时期，距今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全国60余座香山寺中，它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它是佛教汉化观世音菩萨的正道之地。广为流传的“真香山，假龙门”、“南普陀，北香山”中的香山指的都是它。传说观世音菩萨出生在父城，出家在白雀寺、成道于香山寺、传道于普陀山等地，现在已得到佛教界的公认和众多善信的认可。
香山寺为何得到公认是汉化观世音菩萨的正道之地，是有充分的实物证据的。现存寺院正中的大悲观音大士塔、《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重修香山观音禅院记》碑等16通碑刻，这些文物遗存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中《香山大悲菩萨传》碑尤为重要。特别是2013年3月香山寺大悲观音大士塔及碑刻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在文化遗产层面上的认可。
对于观世音菩萨和香山寺的渊源、故事等，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过论述、研究，在这里不再赘述。笔者仅就《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概述
《香山大悲菩萨传》碑位于大悲观音大士塔第一层券洞内。该碑碑身现高2.6m，宽1.46m，碑身上部损坏，后将其修整为半圆形，部分碑文缺失。幸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碑的完整拓片，使我们能够一窥它的全貌。
该碑初刻于北宋神宗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全碑48行，满行91字，碑面4185字。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重立，重立时增碑文2行86字。碑文记述唐代佛教律宗高僧道宣律师在终南山灵感寺行道时与天神 的对话，并由其弟子义常记录，完整地记载了观世音菩萨证道前的家庭背景、出家缘由、修行经过、成道正果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最早的汉化观世音菩萨的传说故事，碑文以道宣律师与天神的对话引出“嵩岳之南，二百余里，有三山并列，其中为香山者即菩萨成道之地”因此，香山寺是国内外佛教界公认的“观音祖庭”。
二、碑刻的原貌及成文时间：
这里的原貌指的是现存碑刻，也就是1308年重刊碑。现存碑因碑身上部损毁，造成碑文缺870余字，碑首被毁。根据北京大大图书馆藏的完整拓片并经过数学计算，推算1308年重刊碑碑身至少高2.75m；碑文落款有“洛阳阎孝卿画额”，结合元代中原地区碑刻特点，可以推断此碑碑首为圆形，碑首有图案，即圆首方趺。
成文时间：碑文中撰者蒋之奇有‘元符二年仲冬晦日，余出守汝州’。 元符二年是1099年， 仲冬指农历十一月，晦日是该月最后一天，即公历1100年1月12日，蒋之奇到汝州任职。‘之奇折简别之，责守汝州。阅月，徙庆州’②，记载了蒋之奇离开汝州的时间：阅月在古汉语中指经一月，即过一个月后。蒋之奇只在汝州一个多月时间。那么《香山大悲菩萨传》应该成文于1100年一月下旬到二月份之间。碑文落款‘元符三年岁次庚辰九月朔书’即公历1100年十月五日由蔡京书写完成。
三、蒋之奇撰《香山大悲菩萨传》
碑文有‘通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弋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蒋之奇撰’。 上文说过他在汝州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作为地方政府最高官员在如此短的任职时间内，肯定有许多政务及其它重要事情要他处理，他为什么还要为《香山大悲菩萨传》撰文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蒋之奇本人与佛教结缘很深。他一生好佛，深入研究佛学，著《华严经解》30篇；与诸多好友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之间多有交流对佛学认识的书信来往，最著名的有王安石的《答蒋颖叔书》；他自1057年及进士第为太常博士起在将近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为官。先后任职于湖北、福建、江西、河北、陕西、湖南、广东、河南、甘肃、浙江等地，游历多处名山大川、佛寺古刹，并留下许多与佛学相关的文章。如在江苏泗州（今盱眙县）听闻唐代高僧僧伽的事迹，写下了《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在广州任上，收集编写了《怀渡禅师传略》等。其次，与香山寺的盛情邀请分不开。他在碑文中写到‘主持沙门怀昼遣侍僧命予至山，安于正寝，备蔬膳，礼貌严谨，乘闲从容而言’。由此可知香山寺主持怀昼在得到义常记录的《香山大悲菩萨传》后，急于请名人高士为其润色撰文、刻碑勒石以提高香山寺的知名度。得知蒋之奇这样一个朝廷重臣又是自己的父母官，所以就盛情相邀。蒋之奇也笃信佛学且颇有研究，为观世音菩萨做传也能使自己留芳后世。双方各有所得，各取所需，于是经蒋之奇“遂为纶次、刊灭俚辞”的《香山大悲菩萨传》诞生了。
四、蔡京书《香山大悲菩萨传》：
作为书者蔡京，不曾到过汝州，时任翰林学士承旨、中大夫、知制诰兼侍读、修国史,是在国都东京（今河南开封）的朝廷内，他是怎么为其书的呢？笔者认为肯定不是蒋之奇邀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二人虽同朝为臣，但政治理念不同，甚至水火不容，以下两件事情足可证明。其一：蒋之奇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王安石变法之初（1069年）就重用蒋之奇，将他由宣州（今安徽宣城）调任福建转运判官（财税主管），由此开始展现他在财税方面的能力，元丰六年（1083年）因政绩卓著受到皇帝召见‘锡服三品……诏增二秩，加直龙图阁，升发运使’。反观蔡京，则是臭名昭著的奸臣。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阿谀奉承、打击报复、结党营私。‘差雇两法，光、惇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位，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奸’④由此可见其手段。蒋之奇被贬汝州也与蔡京有关，‘元符末，邹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简别之，责守汝州’。在北宋末期文学家汪藻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九中记载了蔡京就是诬陷邹浩之人，蒋之奇送别邹浩也就得罪了蔡京而遭贬；其二，蔡京当权后做《元佑党籍碑》，将元祐、元符年间309人列为奸党，其中就有已去世的蒋之奇。以上足以看出蒋、蔡不途，故蒋撰文后不会请蔡书丹，蔡更不会接受邀请。那蒋之奇为何不自己书丹呢？笔者以为为观世音菩萨书传是庄严、崇敬之事，当用正楷书传方显虔诚、尊仰之心。蒋也是有名的书法家，留下了许多墨宝。但他长于行、草，不善楷书（其传世品中几乎不见楷书作品），且时间不长又去了更为偏远的庆州。而蔡京在书法上的造诣已与“苏、黄米”齐名，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元代陶家仪《书史会要》称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于是香山寺主持怀昼就托请当时的书法名家蔡京用正楷书写了。
五、结语
综上所述，《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的诞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它也是国内已知最早和最重要的记述汉化观世音菩萨和妙善传说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证实了中华文明的海纳百川和博大精深。因此，对《香山大悲菩萨传》进行保护和研究，是文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一种体现。
(该文原载《理财.收藏》2018年第6期，内容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