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文物众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文物保护工作呕心沥血，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和要求。在旧中国烂摊子的基础上，他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使大批珍贵文物得以保存至今。他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挥文物的作用，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指示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收购海外中国珍稀文物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到文物大省陕西视察时，就对文博系统的同志说：“我到哪个地方，都爱看这些东西，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就指示前线部队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古建筑。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发出指示，要求前线部队对浙江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和山西太原城内藏有南宋雕刻碛砂版《大藏经》的普善寺“特予保护，以重文化”。由于周恩来的过问，刘氏嘉业堂重要的藏书得以保存。后来刘家将这批藏书捐给了人民政府。宁波天一阁原为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古籍浩瀚，素有“南国书城”之盛誉。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余卷，几经流失，不断受到破坏和掠夺，到1949年时仅存1.3万卷。宁波解放前夕，周恩来要求三野九兵团，在攻城时必须保护好天一阁藏书楼，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重获新生。周恩来还指示编印了《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解放军各部，请他们注意保护。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会议上，多次讨论文物保护问题，从建立机构、培养干部到制定方针政策，对文博事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政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如《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

　　周恩来非常关心文物征集工作。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唯一传世之作《五牛图》，堪称稀世珍品，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掠走，从此下落不明。1950年初，一位华侨托人致信周恩来，称《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收藏者有意出手。他本来想从画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购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品。周恩来立即给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确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文化部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

　　解放前，由于战乱，许多国宝级文物流落各地，有些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不久，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获悉：流失出去的大批古书画及古钱币等珍贵文物被人带到了香港。经再三思量，郑振铎向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三人经反复研讨，决定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周恩来汇报这一情况。1951年3月，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体现了新中国的文物政策。

　　此后，文物收购小组在香港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作品，这些都是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

　　主持制定《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这也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新的课题。在建设中，常常会触动地下和地面的文物。这些文物，该不该保留，哪些要保留，哪些该拆除，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周恩来在1953年的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我对文物问题很感兴趣，然而面对今天大规模建设事业，假使在保存历史文物问题上主导思想不一致，北京的城市规划就会遇到问题。”他又说：“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就要使其发扬光大。我不是说我们要前进，要发展文化，就不保存文物，不要民族文化遗产，不是的，我是强调要推陈出新。”“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保存文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周恩来认为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完全孤立地去看，不去看发展前途，至少是一种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长远的看法。只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使古代文物传之久远，对全人类的文化有所贡献。

　　1954年，北京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原来的街道太窄，早已不适应飞速发展的交通要求。当时在城内的大街小巷还保存着许多牌楼，有的已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严重障碍，对这些牌楼是保存还是拆除，提到了国务院会议上进行讨论。有人主张全部拆除，也有人力主保留，甚至慷慨陈词，潸然泪下。周恩来耐心地听完双方的争论，最后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严肃地指出那种完全不考虑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而片面强调要保护牌楼的人的“黄昏”思想，并且决定把那些严重妨碍交通的牌楼拆除，其中有一定艺术价值的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加以保存。

　　在北京修建地铁的初步规划中，要经过建国门元代古观象台。施工指挥部提出了拆迁建国门古观象台的方案。北京古观象台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以使用年代最久，保存的大型古天文仪器数量最多和完整而著称。同时，古观象台还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数据资料等，其中包括从1724年至1902年近180年间的气象记录完备资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一旦被拆毁，一个重要文物遗迹就将永不复存。如果搬迁，也将会对古往今来从现址观测到的天文资料、天体变化的宝贵数据等造成重大损失。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要求地铁改线，以保护古观象台。周恩来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2008年7月1日，北京石景山区首次为辖区内的两棵古银杏树立碑。从碑文中人们首次得知，在北京修建地铁一号线时，为保护这两棵古树，周恩来批示，修改地铁建设方案。这两棵古树位于玉泉路口西北侧路边，已有700多岁的“高龄”，是元代灵福寺遗址遗存的树木，目前都是国家一级古树。在地铁原建设方案中，这两棵古树正好处在玉泉路站站口的位置。为保护古树，周恩来批示，修改地铁建设方案，延长玉泉路站至八宝山站地铁的距离，两棵珍贵的古树得以存活至今。

　　1961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再次明确和强调了文物保护管理的方针。从此，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进一步纳入了计划管理的轨道。所有这些，都是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示分不开的。

　　关心文物维护与修复，敦煌莫高窟成为其中的代表

　　加强文物保护，维护和修复工作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周恩来始终关注着文物的保护、维护和修复工作。

　　敦煌莫高窟的抢救，是周恩来关心文物维护与修复的范例之一。

　　1951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等人把敦煌壁画摹本和出土文物拿到北京展出。展出之前，周恩来专程到展厅与常书鸿亲切交谈，从重庆相遇谈到现在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并对展览的陈列、布置、说明、参观路线等一一作了具体指示。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以免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敦煌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具体加固意见。报告呈送国务院后，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1961年9月，国务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工作组前往莫高窟进行考证。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多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力十分拮据。为此，专家们制订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规划。

　　10月17日，文化部党组根据调查情况给周恩来呈递了报告。为保证洞内壁画和彩塑的安全，文化部提出了抢救性的保固工程意见，申报经费25万元及水泥、木材等施工材料。周恩来在第二天就作出明确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二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还十分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抢修莫高窟经费给予特别批准，可见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这样，新中国对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抢修拉开了序幕。抢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历时3年，于1966年竣工。层层叠叠、巍峨壮观的坚固栈道，为工作人员和中外游客提供了安全、舒适、畅通、便捷的通道。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为止保护最好的石窟，也成为周恩来关心和保护敦煌艺术的历史见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生了好几起古代文物建筑遭雷击起火被毁的事件。1952年，坐落于河北遵化县的清东陵康熙景陵大碑楼，因遭遇雷击全部被烧毁。1956年6月的一个夜晚，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又接到消息，位于北京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楠木大殿）被雷击起火。中国的古代文物建筑，大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灾。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天火”即雷击引起古建筑火灾的事例比比皆是。

　　长陵棱恩殿起火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他立即指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会同北京市有关部门人员，一起前去检查处理。局长郑振铎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约请梁思成等一同去现场察看。大家发现，大殿的后金柱柱顶被雷劈裂，柱顶呈现黑色被烧焦的痕迹，但整个大殿的外观并没有受到破坏，依然完好。这时，大家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因为棱恩殿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巨型楠木大殿，是弥足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建筑。一旦焚毁于雷击火灾，将会让国人痛心疾首。随后，郑振铎、梁思成给周恩来呈递了一份报告。周恩来很快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重要的古代建筑上都要安装避雷针。避雷针的安装，有效地防范了雷击导致的火灾，保护了一大批古代建筑。

　　坚决制止大规模发掘帝王陵的风潮

　　1955年10月，郭沫若等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由于长陵的勘察工作进展缓慢，发掘转移到定陵。定陵开掘工作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2万余人、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地下368年的玄宫重见天日。1958年9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第一座皇陵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巨大震动。但是，以当时简陋的保护设备和考古技术水平，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还未过关，大量文物尤其是丝织品未能保存下来。“文革”中，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红卫兵付之一炬。

　　定陵发掘后，有的省份立即组织人力，准备向帝王陵墓进军，还有些省份不甘落后，纷纷效仿，要挖掘汉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这种情况下，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上书周恩来，要求停止帝王陵发掘。国务院迅速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坚决制止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使行将遭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免于劫难。

　　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建成。1965年9月，周恩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定陵参观，随行的还有陈毅、吴晗等人。从地宫出来，阿尤布·汗总统跷起大拇指说：“这地下宫殿，有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太伟大了！”周恩来脸上也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吴晗接过周恩来的话：“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

　　自定陵发掘后，吴晗还一直想着开挖长陵。他问周恩来：“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周恩来问：“需要多少钱？”吴晗回答：“大约要四十万。”周恩来沉默了，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吴晗急忙追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寝里安睡至今。此后，国家文物局再未批准发掘帝王陵。

　　“文革”期间，签发保护敦煌莫高窟文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提出“破四旧、立四新”。狂热而缺乏理智的红卫兵，正是在这篇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号召和鼓舞下，迅速杀出校园冲向社会。“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湖南炎帝陵主殿被焚，山西舜帝陵被毁，浙江大禹庙被拆毁……

　　在“破四旧”运动中，就连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地中南海新华门前的石狮子，也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上了“破四旧”的黑名单。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对石狮子。8月26日，周恩来从保护文物古迹出发，耐心地说服了红卫兵，下令将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搬走，有效地将这一古迹保护起来。后来，这对石狮子又回到了新华门前。

　　在北京红卫兵率先发起“破四旧”之后，杭州的中学生红卫兵也蠢蠢欲动。1966年8月23日，杭州中学生红卫兵捣毁了岳王庙后，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灵隐寺。浙江大学部分有正义感的学生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保护灵隐寺。经浙大广播站广播后，大批学生前往灵隐寺，表示声援，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灵隐寺周边的村民，自发地组织了一批青壮年，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都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学生。

　　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国务院，并要求双方在接到国务院的答复之前，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为取得杭州市民的支持，浙大学子向市民散发了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引起很大震动。杭州街头贴满了大字报，群众纷纷起来谴责红卫兵，表示坚决支持浙大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

　　8月2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当听到周恩来希望保留灵隐寺的指示时，浙大学子欢呼起来。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撤出了灵隐寺。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的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已算是侥幸。像灵隐寺这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统称“三孔”。孔庙大成殿前十二根双龙戏珠深雕镂空柱是中国最好的龙柱，其工艺水平超过了北京故宫。“文革”爆发后，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在康生的授意下，带领200余人去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焚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砸毁历代石碑1000余通，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余册，近两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了七八块碎石，给孔庙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痛心疾首，立即下达了保护文物名胜的命令。大成殿前的十二根龙柱才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难。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府、孔庙、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66年10月，在江青的煽动下，红卫兵从北京、兰州、酒泉、敦煌，气势汹汹地杀向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遭到揪斗，研究所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更严重的是，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危及敦煌莫高窟。1967年夏，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时接到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发来的电报：兰州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准备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红卫兵会合，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请设法阻止。敦煌县委、县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情况危急，马上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作了汇报。敦煌的紧急汇报很快上报到了国务院。周恩来果断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立即让文物局和甘肃省采取措施，保护敦煌莫高窟，不能让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损坏。”他还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

　　关注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保护

　　在“文革”期间，我国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葬，出土了罕见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文物。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佚失了2000多年的《孙膑兵法》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残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长沙丞相、轪侯利苍夫妇和儿子的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尸。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兵马俑。这些重大的考古发掘中，有些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

　　周恩来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在1972年对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发掘作了五次指示。由于当时是“文革”期间，一些机构尚不健全，对一号墓出土的女尸如何处理，意见不一。有人说尸体不是文物，不必保存，竟将女尸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放在长沙的公园里展出。2000多年前的女尸保存完好成为当时长沙的一件奇闻。参观者人山人海，一时间公园内挤得水泄不通，挤伤踩伤了不少人。

　　时任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冶秋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到长沙制止了女尸展览，并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

　　1972年6月17日，周恩来指示说：“湖南军区挖出不报告省委，更未报告中央、国务院。后来又人山人海，还有刮妖风的，出土尸身和衣著（着）、帛文非变质不可。请告卜占亚、李振军同志立即采取办法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仍留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可以向群众说得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务请打电话去，速办勿延。”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王冶秋等人将女尸小心翼翼地送到湖南省博物馆，对女尸进行了消毒、防腐处理。从发掘领导小组的组成到技术力量的安排，周恩来都作了十分周到的布置。有些细节，甚至比专业人员还考虑得周密。在解剖女尸过程中，王冶秋多次直接向国务院请示汇报，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关怀。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绩，是与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密不可分的。

　　亲自修改介绍故宫的小册子

　　周恩来对于文物的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周恩来多次前往察看。“文革”爆发后，周恩来批准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的复刊，并批准了重建文物出版社，甚至对文物书刊印刷设备的更新也作了具体指示。

　　周恩来要求，文物部门在向观众宣传文物时要处处为观众着想。观众是不是看得懂，听得明白，解说是不是回答了观众可能产生的疑难问题。1971年7月，周恩来在审阅新华社报道考古新发现的新闻稿时，因为新闻稿关于金缕玉衣图片的说明很笼统，没有交代清楚出土时的情况，就在上面作了批示：“此注（按：指金缕玉衣照片的说明文字）未回答：两件葬服是否还裹在男女骷髅上，还是遗落散开，后经我们加工的。”1973年4月，新华社准备播发关于马王堆汉墓女尸被解剖的新闻稿。周恩来审阅了新闻稿后，特别指示：“关于名词要改为通俗的话语，让读者能看懂。”

　　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即将重新开放，需要出一本介绍故宫的小册子。周恩来请郭沫若组织班子编写《故宫简介》。1971年6月27日，郭沫若和王冶秋主持召开编写《故宫简介》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学者有夏鼐、白寿彝、刘大年、林甘泉、徐大龄等13人。郭沫若说：“故宫准备重新开放。周总理批示，要我和王冶秋同志商量一下，邀请各位把故宫博物院为重新开放编写的《简介》和所附材料看一看，有意见提出来写在上面，也可以补充修改，一个半钟头，十一点交卷。”郭沫若当时很风趣地说：“这是‘殿试’。”当天下午，王冶秋把13份改稿整理完毕，送郭沫若、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修改、定稿。

　　从1971年6月26日至6月30日，周恩来先后对修改《故宫简介》作了三次批示，其间还在凌晨召开一次会议。又经郭沫若主持两次修改，待江青等人圈阅后才算最后定案。1971年7月5日，《故宫简介》在故宫重新开放时与观众见面了。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后，参观者非常踊跃，每日游客达4万人次。这本思想性强、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不仅成为各地博物馆重新开放时编写文字说明的范本，而且极其畅销，日销量达7500册。

　　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各项工作出现转机。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大刀阔斧地恢复文博系统的工作。在他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故宫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出土文物大型展览”。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为了让更多的西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周恩来又提出组织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意见。他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品的目录。出展文物中包括许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甘肃武威铜奔马，长沙马王堆帛画，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等。这次展览办得非常成功，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仅使国外许多人士折服于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而且对拓展我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赞誉为周恩来的“文物外交”。

        何立波（《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