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动态
媒体报道
文物事业不可或缺的新闻纸——写在《中国文物报》创刊37周年之际
1987年10月1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文物报》更名为《中国文物报》，改由国家文物委员会主办，国家文物局代管。今天《中国文物报》的报头，便是那时由中宣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廖井丹题写。廖井丹同志不仅是我国宣传文化领域的领导者，还是一位资深的老报人。在他的革命履历中，先后担任过长江日报社社长、新华日报社社长、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社长等职。“中国文物报”这五个大字，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9年3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将《中国文物报》改为局机关报，重新筹组报社。1990年1月，《中国文物报》迁至北京。从《文物报》到《中国文物报》，这张新闻纸始终都有着全国文博行业唯一综合性权威报纸的大气魄大手笔。
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蔡元培先生称之为“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徐宝璜在书中将新闻纸简称为“报纸”，明确“其职务有六：为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供道德，及振兴商业。而前三者，尤为重要。”此论虽已历时百余年，对今日报纸的定位和发展仍有着借鉴意义。若以此来观察《中国文物报》这37年的发展历程，一张张报纸俱在，成绩有目共睹！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历史。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李让曾由衷感慨道：“印在这张报纸上的文字，简朴干净，清晰稳定。这是一张新闻纸，也是一张历史纸。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事业的发展，人们每每可以从《中国文物报》中找到真实可信的记载。我们是先有报后有社的，报社现在和未来一切发展都是从《中国文物报》开启的，《中国文物报》是我们的核心资源，是我们的立社之本，是我们的镇社之宝。”千言万语，诚哉是言，不禁在我心中激起千层浪……
正如《新闻学》中所定义：“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于今天看，每期《中国文物报》都是一张新闻纸。回首看，一张报纸的质量，首先是其所记录之事是否与时代、与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因其所记之事乃实，故事后再看则为史。
最长情的告白莫过于陪伴。《中国文物报》是研究我国文物事业发展史的第一手鲜活资料。大家对此都有着十分自觉的认识和行动。在谢辰生先生等老一代文物人那里，但凡是业内大事，他们都会问：“文物报登了吗？”。但凡要发声，首先想到的也是文物报。在基层文物工作者心目中，他们信服《中国文物报》，盼望着自己的名字有朝一日也能登上报纸。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文物报》对中国文物事业绝不是可有可无或锦上添花，而是休戚与共的家。
《中国文物报》因其权威而不可或缺。作为国家文物局的机关报，刊载的内容紧密围绕国家文物保护工作大政方针，记录全国文物工作动态，倾听全国文物工作者心声，是文物工作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中国文物报》也成为了很多基层文物工作者手中的“指南针”。
回首这37年，《中国文物报》存在的意义从未被丝毫质疑过。历史是最好的答案！今日重读谢辰生先生、彭卿云先生、王治品先生回忆这张报纸从创刊到迁京开展工作的文章，怎能不让人感怀！当时全国文物界对报纸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赞许，这股磅礴之力一直推动着《中国文物报》的蓬勃发展，也折射出我国文物事业在经历短暂的曲折后，再次被全面重视和提高。1987年国务院决定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改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1988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被调整为国家文物局。1989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将《中国文物报》变更为国家文物局机关报。这背后的意义，何其重大！
文物事业兴，则《中国文物报》兴。《中国文物报》的每一次壮大，都伴随着我国文物事业发展的又一次长足进步。进入新千年至今，《中国文物报》的新闻专业属性更强了，为及时响应和服务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大格局，形成了以报为核心，报网微于一体传播矩阵。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文物报》利用融媒思路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品牌活动通过央视新闻、腾讯微视、新华云直播等新媒体全程网上直播，让公众更好地参与进来，让考古更好地普及出去，构建了公共考古的传播交流平台。点击量破亿。如此华丽转身，难道不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吗！
《中国文物报》因其知识性而有更深广的影响力。文物保护工作需要专业化，报纸从创刊就开辟了“新闻特写”“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鉴赏”“知识小品”“博物馆之窗”“法制园地”“国外动态”等栏目，注重新闻与知识性、专业性相结合。这一传统发展至今，《中国文物报》已有“考古专刊”“展览专刊”“保护专刊”“图书专刊”“鉴赏专刊”“文创专刊”“工艺专刊”“文旅专刊”“科技专刊”“法治专刊”“社教专刊”，每期轮流置于新闻版面之后。此外，还依托报纸开展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推介活动等享誉行业内外的品牌活动。
报纸不同于学术期刊，知识性在于普及。而行业报又不同于一般报纸，普及的是具有一定提高的知识。37年来，几乎所有与《中国文物报》同时代的文博考古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都曾在报纸上撰文。知识性成为吸引读者的灯塔，《中国文物报》的读者已不仅局限于文物工作者，在很多科研院校中都有自己的知音。
《中国文物报》因其亲和而有温度。“崇老敬文”和与专家共治是文物行业的优良传统，保护文物者，首先要知史敬史讲传承。报纸从创刊至今离不开老专家的呵护，自觉发挥着文物事业传帮带的平台作用。报之以桃，投之以李。推崇业内权威，尊重专家学者是《中国文物报》的最大特色之一。每逢国家文物事业的重大历史节点，报纸都会将目光聚焦在老专家身上，加大宣传和经验分享，为全国文物工作者上“历史课”“思政课”。2019年《中国文物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与文物事业”专栏中重磅推出了谢辰生先生、毛昭晰先生、陈佩秋先生、黄景略先生、苏东海先生、李晓东先生的专访，全面回顾和深入总结了70年来年我国文物事业的实践经验和辉煌成就。礼敬先辈，温暖人心！
“谁是文博系统最可爱的人，是我们坚守在文博基层岗位、默默做着文博基础工作的人。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他们将根深深扎进大地，紧紧拥抱着每一寸文化土壤。正是有了他们的顽强坚守，我们才能将祖先留在这片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下去。”这是2020年伊始，《中国文物报》“基层文博人”专栏开篇的记者手记。我有幸能为此穿针引线，陪同时任报社副总编辑李让到天津市静海区采访，见证了开篇之作的高效诞生。至今回忆起2020年冬天的那一幕，温暖依旧！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目标任务和原则要求，科学回答了事关新闻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文物报》的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作为报纸十多年来的读者和作者，我热盼着这张新闻纸能越办越好，做大做强，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这应该也是全国文物工作者的心声！
热盼着《中国文物报》能够继续发扬历史传统，从行业报走向国内外知名的国家级权威专业媒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文物保护已上升为基本国策。全社会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参与欲和求知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文物报》作为我国文物事业的唯一综合性官媒，传播党和国家的文物方针政策，服务文物保护工作大局，回应全社会对文物保护地关切，舍我其谁！为此，报纸的读者群该有三个圈，核心圈是全国文物工作者，进而延伸到文物保护工作的爱好者、关心者，最终实现让全社会想了解最权威及时正确的文物知识和动态都要通过《中国文物报》。
热盼着《中国文物报》能够继续发扬以报为核心的发展思路，适应新时代文物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提升新闻媒体属性，加强新闻采编力量，视野放得开、触角伸得出去。一篇文物好新闻就是文物保护事业的好声音。新闻采编是报纸的一线力量与核心竞争力，是新闻效率与质量的保障。报纸永远是核心，新媒体是传播手段和途径的新扩展。这就像图书馆与新阅读方式的关系，没有书的内容输出，谈何阅读？
热盼着《中国文物报》继续发扬内容为王的核心资源优势，聚焦文物保护工作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回顾《中国文物报》的37年发展历程，优质的知识性内容和独家专业视角的新闻内容，是报纸的最核心资源。要从行业走向全社会，首先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让读者参与进来。建议开辟热点解读专栏，针对读者关心的文物保护问题，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进行解答。把握好新闻舆论监督助力文物保护的力度和尺度。《中国文物报》曾有过本报记者李让采写的《洛阳在毁什么？！》及后续报道《洛阳，1月16日以后……》这样通过新闻报道成功监督和推动文物保护的经典案例。这两年，我也有幸在《中国文物报》上整版发表过《西沽南，整体保护并不难！——天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保护先行》及带领学生完成《大运河文物保护法律研究——以天津市估衣街、曾公祠、西沽保护为例》等，以问题导向助力文物保护的文章。从破坏方的局部利益看，这样的报道和文章是批评和曝光，但从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文物保护的方针政策，凝聚保护力量，助力文物保护执法的角度，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事关文物保护的热点问题，《中国文物报》不会缺席。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中国文物报》之于中国文物事业是最忠实的推动者和践行者。让阅读这张新闻纸成为文物事业的风尚，我们一起努力！
（作者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修复与技术研究基金管委会副主任，教授）